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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就是京都和奈良，一个世俗，一个出尘。

　　如果没有梁思成，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份材料，是梁思成历尽心血完成的。

　　但梁思成希望美军能将另外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抗敌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炮兵军官在激战中因无医无药殉于阵中。

　　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亲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军利用恶劣天气，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个中国飞行员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未及拉起就被击中，壮烈殉国。

　　三年后，林徽因依然为这个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

　　这个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林恒。

　　因了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当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而且并不是临时起意而已。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这一瞬间，我方才感到，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

　　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战中，他们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定居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林徽因在回答“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而言：“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1945年，盟军不得不作出对其进行轰炸的准备。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

        ......”

F1赛车的启示-《读者》

经过将近六个小时，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心胸外科主任医生马克．德勒瓦尔所做的一项心脏手术已接近完成。患者是一名两周大的婴儿，心脏只有核桃般大小，进出左右心室的两条主动脉天生就接反了，如果不动手术将动脉转接过来，婴儿会在几个月内死亡。手术台周围的监视器一齐闪烁着，嘀嘀作响，显示一切正常。  「到目前为止还算好。」医生隔着口罩说道。麻醉师点了点头。

但德勒瓦尔还是感到担心。他担心是有原因的，过去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内，经过他手术的病人接连发生死亡悲剧，比例之高出乎意料之外。

    在完成最后缝合之后，这位身材瘦削、满头黑发的外科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站到旁边。对这名婴儿来说，这次手术造成的创伤相当于一场车祸；现在他将被送往加护病房（ICU）。这名像粉红色的洋娃娃一样的婴儿全身缠着线路、管子和泵筒，被轻轻挪到手推车上；这时，连接着手术室内监视器的生命维持设备被拔了下来，接在手推车上的移动式装置上，靠充电式电池运作。进入加护病房后，生命维持设备将再转接到医院的主电源上。

德勒瓦尔向婴儿的双亲保证，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就回家了。

但不到二十四小时，德勒瓦尔就接到了他害怕听到的消息：病人死了。 这种手术的危险性并没有那么高。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德勒瓦尔心力交瘁，开始失去信心了。他前去观看其他医生动手术，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他还求助于统计专家，而统计专家也认为这种手术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危险性；可是，造成死亡的并非因为手术刀滑落或机器发生故障之类的失误。

 他说服二十一位在英国各地执业的外科医生，让他们容许研究「人为因素」的专家观看他们进行动脉位置转换手术。观察结果令大家感到不安：问题大多不在于个人技术错误，而是因为团队合作不能协调一致，造成「连环出错」：一些小错误没受注意、没得到纠正，小错累积起来，有时就造成了大灾难。

经过深入研究，专家发现，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病人从手术室移交到加护病房的过程乱哄哄的，毫无章法。有时，加护病房没有接到病人即将到来的通知，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在那个既拥挤又嘈杂的狭小空间里，可能会有三到四个对话同时进行；将所有线路和管子解开再接上，可能会耗掉三十分钟。由于有太多事情要立刻处理，有些护士甚至将至关重要的移交信息随手写在自己的手术服上。

如果这便是问题所在，显然尚未有人提出解决之道。

某个星期天清早，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加护病房主任医生艾伦． 戈德曼和心脏外科医生马丁．艾略特教授被召集到医院进行一项紧急心脏移植手术。当时刚好有一颗才摘下的心脏可用，必须分秒必争。手术用了十二个小时，艾略特累得精疲力竭。把病人移交给加护病房之后，两位医生来到咖啡室里休息，并打开了电视。

两人都是运动迷，于是他们收看一场一级方程式赛车转播。当一辆赛车开进维护站时，两位医生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心里浮现出同样的想法：维护站里有二十名工作人员，他们更换车子的轮胎、为车子加满油、清理车子的进气口，然后送赛车上路，前后总共只花了七秒钟。他们动作协调，训练有素，显然是反覆演练过。艾略特转过头来问戈德曼：「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这个样子？」

两位医生意识到，他们花了多年时间学习如何动手术，花了多年时间学习如何护理加护病房的病人，却没有人接受过如何移交病人的训练。几个小时的手术或许可以让动手术的医生掌握病人的复杂病情，但接受病人移交的护理团队却并不熟悉情况。他们觉得，他们必须从赛车维护站的作业流程中学点东西。

医院里一位实习医生的父亲刚巧是一级方程式赛车队的医务长。他把两位医生介绍给麦克拉伦（McLaren）车队；两位医生则把车队经理戴夫．莱恩请到医院里来，请他观看一段病人移交过程的录影带。莱恩对录影带进行了一番研究，然后问道：「怎么会有这么多喧闹声？这些人干吗挤挤撞撞地做一些没必要的事？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分摊开来，列出一份有条理的指令清单？」听了莱恩的话之后，艾略特、戈德曼和德勒瓦尔都觉得，这样做应该管用。

他们请来了产业心理学家肯． 凯契波尔博士。凯契波尔，过去曾在航空业界工作过，专门研究人们在紧张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凯契波尔发现医疗体系竟是如此不可靠，感到非常震惊。  「在大部分高风险产业中，出错率大约是百分之零点零零一。」他解释道：「而医疗界的出错率则是百分之十左右。打个比方说，一艘航空母舰上载有上千人，有那么多高科技设备，还有炸药和燃料，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起降，但他们鲜有意外发生。如果他们的出错率与医疗体系的出错率一样高，那么十架飞机中就会有一架掉进海里。」

赞助法拉利车队的壳牌石油公司（Shell）后来也参与研究。二○○四年二月，戈德曼、凯契波尔和另一位加护病房医生尼克．皮高特一起前往义大利的马兰尼洛，和时任法拉利技术经理的奈杰尔．史戴普尼会面。他们再次播放了病人移交过程的录影带。

史戴普尼看到生命维持设备被拔下来，转接到移动式装置上，这时麻醉师正拿着一个橡皮袋为婴儿「呼吸」，一群人忙忙碌碌，三三两两地在说话；婴儿被移交之后，重新又接上了生命维持设备。录影带结束后，大家都看着史戴普尼。

史戴普尼问：「我不明白。谁是负责人？」几位医生面面相觑。经过一番思考，戈德曼说：「这要看个性，有可能是最年长的人，有可能是说话最大声的人，也可能是个子最高的那位。」

史戴普尼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接着他问了更多问题：他们是否作简报或听取简报？有没有可供核对的清单？他们是否曾在没有病人的情况下进行过演练？ 对于他问的每一个问题，医生们都回答：没有。

史戴普尼解释道：「不是说找来最优秀的人，再把他们凑在一起就行。关键是一群人能否同心协力地形成一支团队。」几位医生深受启发。他们返回英国后便成立一个小组，按照一级方程式赛车维护站的模式，设计出一套规则，要求医护人员在病人移交过程中严格遵守。

新的规则规定，麻醉师是病人移交过程中的总负责人，还列出了一份清单，要求在整个移交过程中逐项核对：一、在移交病人之前，加护病房做好准备；二、负责接应的护士确认病人应被安置在何处，并通知加护病房的医生前往手术室协助病人移交；三、加护病房医生这时候可与病人家属沟通……清单上更列举了很多其他注意事项。新规则中还配有示意图，标明医护人员围绕病人站立的位置，以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和明确任务。整个过程必须安静、有序。

规则从二○○五年夏天开始实施，凯契波尔监督了二十七次手术。他的报告令人振奋：技术方面的错误减少将近一半，移交讯息出错的情况也减少了一半。戈德曼说：「这可能挽救了许多生命。」

德勒瓦尔教授现已退休，但戈德曼和艾略特仍然继续这项工作。世界各地的医院对他们的工作成果反响热烈，使他们感到万分惊喜。戈德曼说：「我已经接到邀请，请我去澳洲、巴黎和美国，介绍我们的做法。」

现在，一级方程式赛车维护站的作业方式被运用到医疗界的其他领域。这个研究小组还打算研究医院是否能从美国太空总署和海军等其他高风险行业学到些什么。

这是个星期四，艾略特教授准备为一名婴儿动手术。 手术室里的气氛安静而有序。 尽管这只是个小手术，但手术室里却有五架摄影机拍摄手术全部过程，供日后分析；每位医护人员都带着一支连接在录音机上的麦克风。

在准备移交病人时，这个九人手术小组静静地和对着清单。艾略特陆出了笑容。移交婴儿的工作顺利完成了，他前往候诊室，告诉婴儿的父母，手术很成功；他说话的语气显得比以前更有把握。婴儿的母亲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盈眶地抱着医生。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说着，艾略特教授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门。